这些都是在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概念命题。

从国内背景来看，一方面是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一部分人主张通过私有化全盘否定我国原来的所有制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性质的改变必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这种否定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言论在今天仍然盛行。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提出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邓小平反复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就以一些学者所依据的国进民退最典型的事例——山西2009年在整顿、调整、重组煤矿企业中，有一些私营矿井被重组、合并，这是因为私营企业经营状况落后以及受经济危机冲击所必须采取的合乎客观经济发展需要的措施。第三，为什么要鼓吹经济人假设？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那么追逐私利的私有制的存在是合理的，是符合人的本性，反而公有制是不符合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

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那么，什么是经济效率呢？我们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原理来说明更科学。如何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待分税制？若要客观、真实的了解一项政策或制度，并须充分了解其历史背景，并以历史观的视角去解读政策。

缺钱和政绩压力使得地方官员把目光转向了预算外的卖地收入。如果再往深入探寻，就有可能把视野转向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集权社会，集权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只有跑部，才能钱进经济中若出现长期回报率回升的预期，会吸引更多资本持续回流美国，这样美元和美元资产能托住而反弹，家庭负债率会停止恶化开始改善，消费开始可持续增长（这不同于减税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政府税基稳定将稳步缩减赤字。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五十年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

当盖特纳要借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或将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其中1.1万亿的头寸是美国的国债，美联储目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多头头寸的持有者。

而这又可能会加深市场疑虑，促使投资者加快逃离美元，最后利率再度升高，需要更大规模量宽来压制。而今天却变得有些脆弱，今年3月，格罗斯和PIMCO已经沽空全部美债头寸。以上这个过程在2013年前看到的可能性是零。期待一个要选举的总统做更多是不现实的。

他们是不会节衣缩食来再平衡的。到2025年，美国的税收将只够支付利息（预计将从目前的每年2000亿美元飙升至逾1万亿美元）和福利计划，将没有余力去做其他任何事情。这需要民众政治容忍度。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

持续量宽而致新兴国家危机：在严重的通胀中发生经济的硬着陆——投资效率和回报率大幅下降——资金开始大量撤离——货币贬值，与之对应的是美国的融资环境大幅改善，全球性恶性通胀压力随着资产泡沫的破裂而消退。但美国需要实施长效政策的耐心，因为新的经济因素和模式的创生，前期需要财政的推动，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创新。

但随着经济向实心化逐步回归，就业能稳步持续恢复。美国在找到靠经济增长的正向效果来冲销债务的方式前，说老实话，恐怕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宽没有尽头。

当增长预期、通胀预期上升时，美国国债市场便可能孕育麻烦，甚至动荡。2007年之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外国人为美国政府融资，中国、日本和资源国家的年度经常账盈余大概能覆盖美国政府需要融资总量的70％。为了压制长端利率，需要不断拓展量宽规模。所以今年以来，一种预期开始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中扩散，从1981年到现在，美债30年的牛市是否已经结束？这种牛市的信念在美联储2004年中期启动的长达17次的加息周期中都未曾撼动过。美国必须大幅削减其高额的社会福利成本，实体竞争力才能重新回升，因为美国从来不缺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制度活力，只要经济成本下降后，便可能加快全力向新能源与新知识服务型转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保、医保的上涨成本将由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所承担，美国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会急剧恶化。

这说明量宽后，美联储的信誉已经受到越来越大怀疑。由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从危机前的8300亿美元扩张至当前的2.5万亿美元。

美国实施QE2后，美国长端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10年期从2.4％上升至当前3.4％，30年期从3.9％上涨到4.5％左右。这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会引致消费的增长－企业利润增长－资本性支出（投资）增长－政府税收增长－直至财政赤字的改善。

因为有美元的所谓结构性垄断的权力。唯有此，我们方能断定全球经济新增长的长周期得已开启（上一个长周期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IT革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至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而后新经济的溢出效应还推动了经济持续繁荣了5年）。

需要减税，去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动集群式迸发。进入专题： 美国债券 。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在未来的数年中，需要加一百二十个小心。美国人认为债务、赤字和通胀是威胁，但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前苏联解体与1990年日本经济陷入大衰退，还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是一样的效果。量宽的全部逻辑在于此。

对世界来讲，这是恐怖的。在牙买加体系的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人非常善于运用通胀的时间差异和速度差异，在大规模资本运动中实现财富的转移。

美国解决债务问题某种程度是存在偏解的剪羊毛。当前美国国民医疗总开支占到其国民收入的17％（而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

这都意味着至少要容忍相当一段时间的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继续增加。这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融资缺口。由于目前几乎所有银行、保险公司均在投资组合中大量持有国债，国债一旦出事，便可能产生数倍于雷曼倒闭时的震撼。应该讲，自牙买加体系确立至2007年，美国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搞财政赤字，但是其财政收入和支出却从来没有真正拉开距离，年度赤字规模最大也就在6000亿美元左右。

2010年的财赤是1.35万亿美元，而2011年预算财赤为1.65万亿美元。为此，奥巴马提出了个宽松的减赤目标——在未来12年把赤字削减4万亿，现在看起来更多也只是个竞选的口号。

美国未来五十年的财政收支的路线图前景暗淡。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将于2011年正式启动，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预计进入大幅上升期，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14万亿美元。

这个在美国精英们心里都清楚，但又是不能捅破的窗户纸。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顺差达到创纪录的4000亿美元，而2010年中国的顺差大幅萎缩至1800亿美元，2011年估计继续萎缩至1200亿美元左右，危机后日本和石油国家的情况也类似。